清末有个著名的反清革命团体,光复会,1904年成立,创始人是蔡元培和陶成章。蔡当会长,陶负责联络会党。
陶成章有段往事不太为人知,他1905年特意到东京学过催眠术,还写了一本中文教材,《催眠术精义》,在上海开讲习所教人催眠。
这本讲义卖得应该不错,一直出到1928年,印了24个版本。
为了保证表演催眠术成功率,陶成章还曾找学过医的鲁迅打听,有没有什么药,闻一下就能睡过去。
鲁迅在文章里回忆,说催眠术表演不容易成功,后来报上有人揭穿陶成章,说他是个假催眠师,借此骗钱。
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:搞催眠不是简单的杂耍,是真的能挣钱。
有多挣钱呢?
先做一个收入对比。
当时上海一个百货店员月薪约20块,底层工人每月5块到15块。
如果你去催眠诊所看病,一次都要一两块,医生上门得五六块一趟。
为何这么贵?
这些医生都是各种灵学机构、学校培训出来的。这些学校的学费和教材就很贵。
比如当时著名的大机构中国心灵研究会,有《伦敦理学院催眠讲义》、《催眠成功向导》、《动物催眠》、《催眠治疗具》等七八本教材,买齐的话要10块钱。
中国心灵研究会还自己开设心灵疗养院,去一回得6块钱,请医生上门得10块钱,如果不是上海的,每天150块钱,还得报销旅费。
可想而知,这套理论挣的是富人的钱。
当时的教材《动物催眠》,封面是一只兔子和老鼠。
根据北大学者李欣的研究,从1917年到1931年,全国至少有22家有名有姓的心灵学机构,有的是学会,有的是学校,有的是社团,都教授催眠术。
行业竞争激烈,各机构都给自己起响当当的名字,并使劲投报纸广告,搞演出活动,抽奖活动,投钱挣流量。
比如,有的叫「神州催眠学会」,有的叫「中华神灵哲学会」,有的叫「中国催眠学校」或「寰球催眠大学」,甚至有家苏州社团叫「苏州幻术研究社」。
名称里用到的词汇,要么是以科学哲学的洋概念震慑大众,要么就用本土词汇拉近距离,就像做新媒体似的。
寰球催眠大学的招生广告。
这些灵学机构的信徒门生有多广?看一个数据。
中国心灵研究会的会刊《心灵运动》,从1921年到1931年,发行24本,销量从一万增长到了十万。他们刊行的书刊讲义,有3000多种。
中国心灵研究会会长写的书《十日成功催眠秘密》,3块钱一本。
这个时期,灵学、催眠、医学、心理、精神、神灵和鬼神都卷进了这个创业的风口,对于识字率不高的市民来说,核心的诉求却不变:治病。
比如说,在《民国日报》和《申报》上有大量灵学广告,说科学只是物质技术力量,可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, 并不能解决精神思想问题,而催眠术和灵学可就救人救国。
同时,又有催眠术招生和治疗狐臭的催眠药——关心精神的同时,不忘实用。
比如天津中国精神科学会的广告,说学了他们的催眠术可以治50多种病——
包括「失恋病」、「狐祟」、「鬼祟」、「一切邪祟」,还有尿床、口吃和阳痿,以及社交恐惧。
普通老百姓真的信吗?我想是信的。
讲两个孙中山的事例。
孙中山相信心灵改造,他认为治理国家就是管理「人群心理」,只有坚定的信念才能带来国家的成功建设,并对军人演讲说:精神是人成为完全独立之人的条件。
很明显,国父说的精神和灵学家说的精神不一定是一回事,但他确实曾题词「革心为本」送给中国心灵研究会。
有这样的支持,就是无与伦比的KOL背书了。
中国心灵研究会出版的《催眠术》。
1925年2月底,肝癌晚期的孙中山病危,中医西医都束手无策,两名擅长催眠的医生从上海来到北京协和医院。
其中一个给孙中山做了20分钟催眠,孙中山睡着了,家属当场折服。
虽然3月初孙中山逝世,但弥留之际的一场催眠疗法登上了多家报纸。
孙中山逝世后拍的照片。
1925年3月4日的北京《晨报》第四版,有一则「国民精神养成会」的会员募集广告,上面写了精神疗法的优点——
不用药物、不用针灸。凡医药不能治之症,精神治疗皆能治之,手法稳速,五分钟立见功效。
就挨着广告的隔壁版面,就是《晨报》报道孙中山病情和催眠治病的专题。
这种「软文」效果可想而知。
当时,有位学院派的精神科学者,写了篇论文,说催眠术在中国家喻户晓。
我们现在只知道民国有中西医之争,其实中西医之外还有催眠术。
只是主流历史讲述是精英特权,有意无意地忽略了「大众科学」。
□ 默契的催眠术交易
催眠治百病,忽悠老百姓。这是1930年代的社会现象,但也并非全部。
蔡元培早年相信催眠可以搞暗杀,后来则大力建设大学心理学专业,粗糙的灵学概念和专业的精神医学逐渐分化。
大众与精英相通的是,当时潜伏在全人类心中的普遍焦虑。
一战的爆发和经过刺激了全世界,科学带来了文明,又带来灾难。很多人相信,就是因为机械武器可以杀人,才酿成世界大战。
因此,灵学机构不遗余力推广这个理念,以强调心灵的重要,而大众也颇受安慰,因为确实没有其他可信仰的东西。
从这个层面来看,我发现「催眠热」暗含的一个逻辑:默契的连锁交易。
中国心灵研究会下属有个学院,学院里有个函授部,专门卖教材,只要15岁到60岁的人都能报名,学员大部分是东南亚的。
民国时期灵学机构的催眠班函授招生广告。
这些函授学员一旦顺利毕业,就能拿到官方承认的催眠术执业证书,也就是可以给别人催眠治病了。
要想拿到证书,就得向学院汇报自己的学业。这些学员的报告会陆续刊登在会刊上,叫做学员的「成功铁证」。
在这些报告里,有人说能用催眠术开千里眼,有人说能够把纸变成石头,或者把蜡烛变成铁条。还有人催眠他人,让对方与过世的祖母会面。义和团会的都能实现,附体通灵的,也能实现。
学者李欣根据中国心灵研究会1923年会刊整理的统计表。
也就是说,通过实施催眠术,实现了「人体特异功能」。
这些实验报告,清楚记录有实验人员名称、所属学习部门、学员编号、学员所在地域、施术方法、实验名称和实验内容等。
看起来确实铁证如山。
不过,见证人比较少,一般是亲戚朋友,或者把自己单独关屋里操作,而且要强调被催眠的人一定要「信」才能成功。
但这种报告似乎不会有人拆穿,拆穿了也没用,信则有,不信则无。
无论通过何种方法,函授学生提交成功的报告,通过后就拿了「医博士」的执业证,就能开诊所挣钱。
而他们和那些「铁证」则成为灵学机构招生盈利的绝好招牌。
如今来看,这是极简单的营销逻辑,但在那时大概算是现代性的创新。
中国心灵研究会实验演讲会现场招牌。
这让我想起了五十多年后1980年代的人体特异功能表演,有一位反对者总结了特异功能是扯淡的证据:
第一,成功率受人的情绪影响。情绪好,准确率高,不好,就会失败。
第二,意识状态,注意力的影响。注意力集中,容易成功。
第三,陌生的环境。如果特异功能者在生人面前紧张,往往不会成功。
第四,受身体生理状态的影响,如饥饿。
第五,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特异功能。
尤其是,往往表现出一种「绵羊效应」,即:没有反对者在场,只有支持和相信者在场,检测一般会取得成功。
反之,就不太容易成功。
这一条理清晰地批判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:「人体特异功能」搞什么实验、测试、表演,都是忽悠,压根和科学无关。
这个反对者叫于光远,一位经济学家,是钱学森的同龄人,曾和「人体特异功能」研究的支持则公开论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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